▲2025年5月19日，浙江工业大学莫干山校区，校园的路灯杆上挂满了“奋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宣传牌。（南方周末记者杜寒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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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经济第四大省的浙江却是“高教洼地”。省内流传着一种说法——浙江只有两类大学：一类是浙江大学，一类是其他大学。
“教育是一件长期主义的事，试图揠苗助长或是抱着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兑现心态，教育一定会走弯路。”罗卫东说。他打了个比方，高等教育是一大片森林，不能全是一棵树的样子，“丰富的多样性才能保证教育的健康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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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杜寒三
南方周末实习生 吴慧涵 陆冠宇
责任编辑｜钱炜
这个夏天，浙江工业大学朝晖、屏峰和莫干山三个校区的路灯杆上都挂满了宣传牌：“一流眼光、一流理念、一流举措”“奋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这所大学正在为两年后通过“双一流”评选而努力。用校长高翔的话来说，浙工大是“双一流196工程”中唯一一所省里提出“世界一流”目标的省属高校，“感觉压力巨大”。
进入到“双一流”建设名单，是诸多中国高校孜孜以求的目标。而“双一流196工程”是浙江于2023年初提出的。“196”里的“1”，指的是到2027年，浙江大学不断接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9”是指浙江工业大学等9所左右省内高校进入全国一流行列，“6”指的是全国一流学科总数达到60个以上。
浙江对高水平大学的渴望，源于自身长期处于“高教洼地”的尴尬：作为中国经济第四大省，浙江仅有浙江大学、宁波大学、中国美术学院3所“双一流”高校，这个数字，在全国省级行政区中位列10名开外。而在“双一流”建设之前，整个浙江省只有一所985高校。
尽管浙江拥有23个“一流学科”，总数居全国第5，但其中21个学科都在浙江大学，以至于省内流传着一种说法——浙江只有两类大学：一类是浙江大学，一类是其他大学。
为改变省内高教“一强多弱”的局面，浙江已筹划多年。早在2007年，浙江就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高教强省。2018年，官方表述中将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推迟到了2022年。三年后，在《浙江省高等教育“十四五”发展规划》中，这一时间节点又变成了2025年。而除了部署有希望的省属高校，浙江还发力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比如2018年成立如今已羽翼渐丰的西湖大学、2025年首次招生的宁波东方理工大学和尚在酝酿期的钱塘大学。
一位浙江高教系统人士透露，新的省委书记在2022年底上任后不久便指出，浙江高等教育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不相匹配。这一次，浙江在高教上开始了新一轮的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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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力量办大事
在多位浙江高教界人士看来，浙工大的化学工程与技术、温州医科大学的药学学科最有希望冲击本轮“双一流”。
由浙工大牵头的绿色化学合成与转化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今年刚刚获批。2025年5月19日，浙工大化学工程学院该实验室门口，旧的牌子还没来得及更换。不远处的一间实验室，门上贴着对联“文章投哪哪都要，数据分析好到爆”。
“过去总想着能不能在国家级人才，尤其是本校培养的院士数量上有突破。”一位接近浙工大发展规划处的人士说，但努力了半天，这事也没能成功。2023年中国工程院院士高翔就任校长后，整合校内外资源，将努力的目标定在国家科技奖和全国重点实验室上。
第二年，浙工大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浙江省属高校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浙工大牵头及参与共建的两个全国重点实验室也获批组建。
温医大发展规划处负责人陈栋国则表示，“具备了冲击‘双一流’的基本条件，但拿到‘入场券’后能不能顺利入围，要等到2027年才知道。”
在引进人才上，早在四年前，浙工大宣布“以超常规的培养机制、超预期的支持力度”推出“超级博士后”计划，博士后年薪可超60万元，面向全球常年招聘。
在学科建设上，2022年，浙江省教育厅印发《关于实施“十四五”新一轮一流学科建设工程的通知》。将一流学科建设工程从高到低分为省登峰学科、省优势特色学科、省一流学科A类、省一流学科B类4个层次。
其中，省登峰学科的主要建设目标就是冲击国家“双一流”或学科评估 A+学科。省财政按每年每学科1亿元的标准，实行总额控制，进行建设补助。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发展规划处副处长张建海对此解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作为该校登峰学科，政策倾斜比较明显。与其他学院不同，计算机学院进人指标数量没有限制，“只要人才符合要求，质量高”。同时，住房补贴、薪资待遇和正高级职称比例都可以上浮到最高标准。
杭电还由校长亲自对接，引进学术副校长，涉及启动经费、团队配备和场地保障，“投入还是比较大的”。张建海介绍，浙江省允许有登峰学科的高水平大学，从国外引进学术副校长，“主要还是来把方向，一般不会安排事务性工作，希望他们把精力放到学术指导和资源整合上来。”
学科入选了什么等级，对涉及的学院来说，有天壤之别。杭电电子信息学院的电子科学与技术，入选浙江省优势特色学科。
2025年5月16日，杭州下着雨，杭电下沙校区信义楼一层大厅，左手边是电子信息学院，右手边是机械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学院的大厅灯火通明，陈列展的一块展板上写着，“电子信息学院成为学校首个年度科研经费破亿的学院”。楼梯间还挂着自带背景灯光的广告牌，介绍专业设置等信息。每隔一级台阶，都贴着“古有卫青霍去病，今有电子‘焊武帝’”等标语。
相比之下，对面的机械工程学院从大厅到楼梯间，光线都有些昏暗。该学院机械工程学科仅入围浙江省一流学科B类，其建设目标为区域高水平特色学科。
就在第二天，机械工程学院的负责人给张建海发来消息，希望学校能带动他们与人工智能及计算机学科的合作。
张建海有些为难，“鉴于杭电的体量，如果不聚焦，很可能强的学科都保不住。”他还了解到，有的学校甚至把配套的1个亿资金，基本全给了登峰学科。
陈栋国也理解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做法，“我们地方院校资源比较少，如果是‘撒胡椒粉’也耗不起。只能把最强的资源集中到一块儿，先把登峰学科冲出来。”
2025年5月16日，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下沙校区信义楼。左手边为电子信息学院，大厅灯火通明；右手边为机械工程学院，大厅稍显昏暗。（南方周末记者杜寒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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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和星星
浙江高等教育面临的局面与一段重要历史有关。
时间回到1997年5月3日，杭州大学校庆。时任杭州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处长的罗卫东记得，“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校庆”的消息，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在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中，浙江大学的一些院系被拆分出去，再与其他学校合并，分别成立了三所新学校，即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与浙江医科大学。
到1994年，浙江大学在全国首批通过“211工程”建设预审。两年后，杭大、浙农与浙医也通过“211工程”预审，办学水平皆居全国高校前列。
罗卫东很快迎来了自己与学校命运的转折点。1998年8月26日，教育部印发《关于浙江大学 杭州大学 浙江农业大学 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的决定》。
20天后，新的浙江大学召开成立大会。罗卫东记得，当时“大部分人都懵圈了”。四校合并前领导职数不少，老师们调侃，“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
合并了四校的新浙大在办学规模上成了“巨无霸”，拥有11个学科门类，是当时全国学科门类最齐全的综合性大学，总占地面积是北京大学的近3倍。近年来，浙大的经费预算常年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清华。在各类大学排行榜上，浙大长期居于全国前五名，在不少榜单上是TOP3的常客。
四校合并后，浙大跻身全国高校第一方阵，但或许也导致了另一个问题。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学术副院长伍宸，长期研究地方高水平大学。他观察到，后来省内各地更愿意找浙大合作，留给省属高校的机会越来越少，“因为人家不信任你，只信任浙大。”
据2002年的一则报道，2001年浙大承担科技服务项目2046项，仅在永康一个县级市，合作项目就高达200项。
2009年，罗卫东出任浙江大学副校长。他打了个比方，在浙大投1块钱的效果，比在省属高校投10块钱好，“老师的水平高，实验室条件好，平台好了发文章也快。”
“没有人能否认，从统计数据上看，浙江大学是十分成功的。经费很多，获奖很多，产出很多，有各种帽子的人才也很多。”罗卫东说。
与之相对应的，是省属高校面临的压力。“发顶刊对教授都有难度，一篇奖励3万块钱。但我们现在要求博士必须有一篇，才有资格进来当讲师。”浙江传媒学院某二级学院负责人说。讲师们常常开玩笑，“如果晚两年再来，我可能就进不来了。”
与招聘条件不对等的，是工作环境与教师工资。刘洪宇是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某文科学院讲师，月薪只有六千元左右。最开始，他想去江苏省属高校，打听下来每月到手能有一万元左右。
但他还是选择来杭州工作，“待遇没有太大吸引力，杭州比较有吸引力”。但来了之后，他的想法又变了。作为一个外地人，杭州一套房子动辄三四百万元，“工作10年下来，我要攒多少钱才能买得起房子？”
前述浙传老师介绍，他所在的二级学院，即使是教授也没有单独的办公室，五六个人挤在一个屋子办公。一名正高职称的教授，一个月到手也就八千多块钱，这在学院已是不错的收入。
此外，省内好学校太少，浙江考生又大多不愿意出省。在这种情况下，伍宸指出，对于浙江大量成绩中等偏上的考生而言，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实际变相减少了。
教育部曾规定部属高校在本地的招生比例要降至30%以下。罗卫东说，考虑到浙江的情况，省政府与教育部协商后，将浙大50%左右的招生名额留给省内生源。
伍宸接触了很多家长，“他们认为考不上浙大就是失败的”。宁波大学尽管已是“双一流”高校，但在浙江考生和家长心中，暂时还没有形成美誉度和吸引力。
先后在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等多所高校工作，伍宸打了个比方，“浙大的光环太耀眼了，就像一个太阳，旁边的星星不容易看到”。
以申报国家级课题为例。伍宸说，在浙江大学申报可直通教育部，省属高校则限项申报，需要先在学校和省级层面竞争，“劣势非常明显”。而对青年教师而言，职称晋升和人才帽子往往又与这些项目挂钩。
另一个值得留意的细节是，浙江一度是全国部属和地方高校生均经费差距最大的省份。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17年浙江部属高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78716.36元，而省内地方高校只有34388.51元。到了2023年，后者增至49421.44元，但浙江在两类高校生均经费差距榜上仍然排名第三。
为追求学术，2016年，伍宸放弃了浙工大的特聘副研究员身份，到浙江大学做一名讲师。罗卫东说，后来，为保护省属高校的发展，浙江大学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不在省属高校里招人，引进人才就从省外引”。
2020年，罗卫东出任浙大城市学院首任院长。这所学校的前身是浙江大学联合杭州市政府创办的独立学院——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后获批转设公办本科高校，更名为浙大城市学院。
在任前谈话时，有领导甚至表示，“希望这所学校成为杭州大学”。罗卫东说，“没有一个领导会理直气壮地喊口号，说重建杭州大学，但大家都心照不宣。”
1998年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为新的浙江大学，图为四校合并前各自学校的公章。（南方周末记者杜寒三/图）
3
“压茬推进”与弯道超车
自2022年以来，朝着“高教强省”的目标，浙江省属高校开始各自的突围。
浙江农林大学在学科建设办公室加挂“双一流”创建办公室的牌子，公开向全校师生和校友征集高水平大学建设意见。
温州医科大学成立高水平大学战略咨询委员会，邀请约十位院士指导学科建设。
浙江理工大学“登峰学科”组建人才培养小组、科技创新小组、师资队伍建设小组、教育国际化小组，化整为零冲击“双一流”目标。
浙江财经大学则在北京金融街成立研究中心，带动学校“贴近心脏”办学。
2024年12月3日，浙江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浙江师范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浙江财经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高水平大学建设“一校一策”方案》起草情况。这是当年省委常委会第5次聚焦省属高校，至此，省内12所高水平大学“一校一策”方案全部审议通过。
方案明确了各校“一流学科”建设目标，学校也向省委、省政府提出需求。一位浙江高教系统人士说，有学校最开始提了四十多条，最后确定了二十多条，“显示度最高的还是围绕基础设施提升，有的学校20年没有建楼，学生公寓挤得一塌糊涂”。
2025年4月23日，浙江省高水平大学建设工作第三次现场推进会在宁波大学召开。
现场推进会每季度召开一次，在12所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轮流举行。一位参会者用“压茬推进”形容该会议，科研平台、师资队伍等建设指标被分解到每个年度，由书记和校长签字，“会上把各自的指标摆出来晾晒”。
签字意味着高校对政府的承诺。前述与会者说，“人家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指标完成得很好。如果你没有完成，肯定有压力。”
而一些深层次问题，也需要浙江这个经济大省去破解。
浙江省社科发展研究和评价中心主任汤建民，两次作为省政协邀请的专家组成员调研浙江高校情况。他回忆，各高校反映的困境集中在人员编制、教师工资待遇和土地等问题上。他在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写道，部分省属高校负债严重，近年来增加的投入虽然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很难取得大的成效。特别是和广东、江苏等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省份相比，浙江目前的投入力度还是明显偏弱。
2015年《浙江工业大学报》提到，近年来学校办学空间不足的问题更加凸显，用房资源匮乏已严重制约学校发展。为解决此问题，浙工大走出杭州谋求突破。
从杭州东站出发，坐13分钟高铁，就到了湖州市德清站，再坐一站公交便是浙工大莫干山校区。如果从杭州市区的朝晖或屏峰校区开车，40分钟左右也能抵达目的地——这差不多也是从朝晖校区开车到屏峰校区所花的时间。
莫干山校区是德清县政府2017年以“交钥匙工程”的方式负责建设，投入28亿元并给予运行经费支持，学校自筹资金9.26亿元用于校区建设发展。
截至2024年12月，浙工大有134项合作项目在德清落地。德清研发强度从2020年的3.34%提升至2024年的4.25%，在全省县（市、区）排名第六。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67.7件，居湖州市第一。
类似的还有，温州打造区域医疗康养中心城市和中国基因药谷，温医大与地方政府开展了不少合作。该校发展规划处负责人陈栋国说，“服务地方的过程中，地方资源也反哺学校的发展。”
在浙江一位省属高校领导看来，省属高校真正的落后不在于钱，也不在于人，而在于体制机制。用他的话说，“办教育和地方党政部门的工作不一样，把高校当成下属的部门来对待，它有可能变成大家心目中理想的大学吗？”不止一位浙江省属高校负责人表示，目前对高校仍管得太多太死，希望办学有更多自主性。
2018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全面实施高等教育强省战略的意见》，其中就提到，扩大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探索试点高校“最惠权”制度。遴选若干重点建设高校开展全面放权试点，“凡是浙江大学享有的自主权，凡是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依据的自主权，试点高校都可自主实施。”
但一位浙江省属高校负责人说，“最惠权”制度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执行。他举了个例子，68岁的学者浙江大学都可以引进，但省属高校引进人才年龄不能超过55岁，原则上“一天都不能差”。
“省属高校的办学自主性，与浙江大学这样的学校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制约高校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位负责人说。
《浙江日报》2023年发文称，“传统高校赛道‘车流量’大、其他省份的许多‘车’已领先不少路程，浙江想要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超车’，非常困难”。而新型高校赛道虽然竞争也愈发激烈，但“车辆”总数相对较少，且各省份的出发时间差不多，“这一次，浙江更有戏”。
2025年，西湖大学首次走出浙江，面向上海、江苏、河南、广东、重庆5个省市招收本科生。根据计划，西湖大学每年招收本科生约500人，到2030年，本科在校生将达2000人。
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是西湖大学一直秉持的办学定位。
2022年前后，沈红当面问校长施一公，“你们为什么要招本科生？”施一公脱口而出，“没有本科生就不叫大学”。这也正是沈红心里已有的答案。
沈红是南方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长期研究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她看来，一所学校没有本科生，办得再好也只是科研机构。“新型”和“研究型”只是定语，落点还是在“大学”上，定位仍然是培养人才。
南方科技大学目前有七百多个PI(教学科研系列教师)，而西湖大学到2026年预计才有三百名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正教授。沈红注意到，入职南科大非常困难，好多人过不了关，“西湖大学进的人少，卡得更严”。
由于办学规模小，沈红认为，每进一个学生和老师，对西湖大学而言都是件很大的事，“进去很难，但进去后也做得特别好”。
一位业内专家表示，过去，浙江大学在浙江一家独大，该省整体的高等教育却没有多大声望，西湖大学的发展对浙江树立高教形象很有帮助。沈红则把西湖大学比作一根小小的、尖尖的针，“虽然规模小，但是国际影响大。西湖大学给浙江带来了声望，它也代表着中国高等教育创新的未来”。
2025年5月20日，浙江工业大学朝晖校区图书馆。朝晖校区是该校三个校区中最老的一个。（南方周末记者杜寒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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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破除院士崇拜和浙大迷信”
“浙大让浙江其他高校望尘莫及，都在学习浙大。”一位接近浙工大发展规划处的人士说，浙工大草拟“十四五”规划时，会认真研读浙大的“十三五”规划。比如浙大提了一个人才培养的新理念，就去调研当初为什么这样提，“我们定的目标是，他们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
赵正臣原来是浙大某学院院长。在浙江省属高校，像他这样出身浙大的校领导不在少数。浙江师范大学校长邱利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校长陈积明、浙江工业大学校长高翔等多位省属高校领导，都来自浙大。
赵正臣观察到，这批人有两个共同特征：一是在专业领域都非常强，一般都有杰青之类的“帽子”；二是有领导能力，在浙大任职中层干部时很出色。
赵正臣来到学校后的一个强烈感受是，“浙大是站在名校的立场，要做就做到最顶端”，但省属高校的很多老师这方面精神欠缺些。
为此，他所在的学校最近提高了人才计划的认定标准和职称评审条件，同时绩效评价向高水平科研成果倾斜。
在确立追求高水平成果的目标同时，赵正臣也曾想过拉长考核周期，给教师更多时间成长。但高校的普遍现状是“最好每年都要考核，恨不得每个月都把业绩拿出来”。他说，“我虽然不赞同，但拉长考核周期是理想化做法，我也做不到。”
赵正臣所在学校2024年申请到的社科项目数量有了显著增长，举措取得效果，也收到校内一片批评之声。有人说，“达得到这个要求，我还留在这所学校？我到浙大去了。”
赵正臣也有他的无奈。
他引用浙大原校长杨卫的话，“三流大学变二流大学，比二流大学变一流大学难得多”。他对此解释，二流大学与一流大学的体系是相同的，只要有资源、肯拼命就会上去。而三流大学变二流大学，“意味着价值观体系的全部重构”。
刘洪宇所在的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最近也提高了科研上的相关要求。他的入职合同里明确提到，考核期内主持或参与国家课题，并且在顶级刊物上发表论文。但此前并未严格执行。
新校长上任以后，学院领导找年轻教师谈话，提醒他们科研上要抓点紧，“如果上面一刀切，考核达不到要求，是降低待遇还是直接走人都不好说，二级学院也帮不上忙”。
现在，刘洪宇最大的担心是，考核期满能否留下来。以前在完成学校的工作后，他还会在校外兼职上课贴补家用，“现在基本不去了”。
他也开始谋划，如果科研有起色，“我肯定会跳槽”。
对于浙大向省属高校输出领导干部，罗卫东有自己的看法：照浙大的方子抓药，从某些指标来看，办学水平或许能提高，但会影响高等教育的多样性。在他看来，浙江省属高校并不是都要办成世界一流高校，而是应该给地方培养人才，服务各个行业，办成地方需要的学校。但去省属高校的那批校领导，“全是瞄准国际的，全要发高水平文章”。
不过他也理解校领导们的苦衷，目前大学的评价体系就是这样。比如“杭州市希望学校为地方服务，但博士点的审批权却在教育部”。在评价的指挥棒下，“地方化做得最成功的高校，往往是从国家拿到资源最少的学校”。
另一个现象是，2025年3月，中国工程院院士陆军卸任嘉兴大学校长。目前嘉兴大学、中国计量大学、浙江农林大学等多所浙江省属高校的校长一职都处于空缺状态。
“都想招院士当校长，”一位浙江高教系统人士解释，“省委组织部一直在寻找，这些校长位置空缺了多久，他们就寻找了多久。”
但他认为，高校领导成长有自身规律，从浙大等高校到地方院校任职，理念完全不同，“要破除院士崇拜和浙大迷信”。
先后在杭州大学、浙江大学、浙大城市学院担任过领导职务的罗卫东，也在思考浙江高教的未来。这三所学校有的已经不复存在，有的成为了学习的范本，有的还在成长发展。
“教育是一件长期主义的事，试图揠苗助长或是抱着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兑现心态，教育一定会走弯路。”罗卫东说。他打了个比方，高等教育是一大片森林，不能全是一棵树的样子，“丰富的多样性才能保证教育的健康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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